西方古诗歌 – 西方现代诗 – 汉语现代诗 – 汉语古诗词，这四者都是不同的。所以这题所问的疑惑，得从这四者的区别来看：否则，可能会有一种暗示，会以为汉语现代诗继承的是西方的 poema。但实际上，汉语现代诗是东方内源的。
诗歌，是应对各时代的人类困境而给出针对的灵魂安抚（出世的慰藉）的，而人类困境在古今会随着人类被技术异化的规模变大越来越加深（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并且在困境的幻象种类的方向侧重上也出现变化（异化规模造成的）。而困境 – 幻象和安抚，都能在哲学里具体解释出来，可以用一些范式或流派来代表，并且由分哲 – 现象学提供了两种认知参数化的解释，其中诗歌里的须要用现象学。
语言，在表层描写上是由古今的结构系统演变（由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在深层解释上却是人类随着古今认知能力的扩展而点开越来越多的普遍认知参数来变得越来越在认知上繁复的。生成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提供了两种参数解释，前者是逻辑的，后者是意象图式的而能通往诗意，诗歌里的是后一种参数，而认知语言学又恰好是现象学指导的。
根据上述两种古今区别，古今诗歌的首先区别就在：1.诗歌背后的人类困境及安抚方案，都是今比古繁复，须要用现象学来给出一种认知参数的解释。2.古诗是半格律化的，而现代诗却是要为了释放出完整的普遍认知参数（即诗意的意象图式）而删除了格律，由此只追求语言本身的语气审美，现代诗的奇异语气提供了一种“诗意的语法哲思”的审美，是语法化而反语义表达的。
也就是说，不管古代西方的 poema 和东方的诗词是否有区别，汉语现代诗实际都是东方内源的：根据 1，汉语现代诗可以照样根据儒释道的安抚方案来写，只是可以再兼及引进西方的新约安抚方案。根据 2，现代汉语里的语词 – 语法恰好将大量意象图式的普遍认知参数显化出来，并且还是在儒释道氛围对古今生活的渗透里呈现为儒释道化的而和西方语言的新约化完全不同。
由此，根据这种语法参数来写汉语现代诗，得到的“诗意的语法哲思”的奇异语气不仅是汉语内源的，还能直接根据汉语本身渗透的各种儒释道化的认知参数的调节倾向来理解而和西方按新约方向调节得不同，而且还是比西方诗更早推进了这种写法的（汉语现代诗在最近二十多年的发展迅速现象学化）。
简单来说，西方现代诗是由西方古代诗发展而来的，汉语现代诗是由东方古代诗词发展而来的。东西方不仅在哲思本身还是在语言系统对哲思氛围的渗透上，都有各自的途径。而表面上东西方现代诗的相似，其实是由“现代工业时代的人类困境”在东西方是相似的所引起的：因为代表了现代工业困境的各种哲学幻象类型，呼应的恰好是现当代西方的部分哲学流派。
这个“恰好”是一个哲学上的问题：根据现象学的解释，西哲从古希腊开始就比中哲多了一个思路：将理科进行神性化之后，再用代表的这种神性理科的形而上学来类推社科人文领域的问题，由此，就相当于借助了神性理科的情绪力。而这种情绪力，恰好又体现的是人类被技术异化引起的幻象：神性理科恰好象征了这种技术异化，并且连带了其他几类情绪力，共同引起了各种幻象。
所以，汉语现代诗既是在哲思 – 语言上都是东方内源的，却又会因为写诗目的所针对的现代工业时代的人类困境是恰好是由上述提供神性理科的西哲所代表的，而须要用一种现象学重新解释修订改造后的中哲来安抚一些西哲流派所代表的人类困境的幻象。由此，汉语现代诗就既现象学化中哲，又涉及其他西哲。
而西方现代诗不是这个路径，而是：西方古代诗本身就是有两个传统，一个是新约或其他方案提供的灵魂安抚，一个是类似于西方小说那种争夺化的西哲躁动幻象。西方现代诗继承了这两个路径，只是再发展到和现代人类困境相配合，由此是现象学化新约写法、西哲幻象写法两种都有的。
有部分汉语现代诗诗人是按西方现代诗写的，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作品是现象学化中哲内核的了，或至少是现象学化新约的而是灵魂安抚而非争夺躁动的。也就是说，这题的疑惑表面看起来好像只是问中西古诗的差异。但实际上，最须要先解释的是诗歌的古今区别，然后东西方现代诗各自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