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沪牌拍卖结果刚刚出炉：
个人额度合计拍卖总数4248辆，参加拍卖人数41036人，中标率10.4%。最低成交价93900元，平均成交价为93959元，比上个月93716元增加了243元。最低成交价的截止时间是11:29:57第1705位。（“上海交通”微信公号）
福岛核污水排海一周年，如今状况怎样？
当地时间2024年8月22日，日本东北部福岛，福岛第一核电站。 澎湃影像 图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从2023年8月24日启动首轮核污染水排海，至今已一年。
根据东京电力公司（以下简称“东电”）发布的数据，从去年首次排海至今年7月底，日方已经分7次向海洋排放了约5.5万吨经过处理的核污染水，日方称之为“ALPS处理水”，即经由多核素处理设备（ALPS）等净化过的核污染水。
今年8月7日开启的第八轮排海仍在进行中，此轮总量约为7800吨，将在本月25日结束。为了继续冷却熔融的核燃料，目前平均每日新增核污水约80吨，东电计划在30年内完成排海工作。
针对核污水排海的检测和监督，日方声称对核电站附近的海水进行了1000多次快速检测，放射性物质氚的浓度符合标准。
不过，针对核污水排海的国际监测机制尚未建立。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与日本外务大臣上川阳子在老挝万象会面时也提及这一问题。据外交部网站，王毅就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重申了中方立场，强调应确保利益攸关方有效参与、独立取样，建立长期国际监测机制。据日本外务省网站发布的会谈内容，上川阳子并未回应上述关切，而是呼吁中国立即取消对日本食品的进口限制。
监测无异常却频发事故
根据东电的信息，福岛核污染水中含有60余种放射性物质，除氚之外放射性物质将净化至日本国家环境排放标准，氚则通过海水稀释的方式将浓度降低至标准值之下。氚由于难以通过净化设备去除，从排海之初便成为关注的焦点。
据共同社报道，自排海启动的一年内，针对放射性物质氚，东电对核电站3公里范围内的海水进行了1800多次快速检测，氚浓度最高值为29贝克勒尔/升（Bq/L），低于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10000贝克勒尔/升的饮用水标准。此外，在排海出水口附近的两个地点进行了26次快速测量，氚的浓度均低于东电制定的叫停排放标准（700贝克勒尔/升）。
中国生态环境部去年7月表示：“针对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后的海洋辐射环境监测，我部已经作出部署，如果发现异常将及时预警，切实维护我国家利益和人民健康。”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年的排海过程中，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设备和人员操作多次出现事故。8月13日，东电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的核燃料残渣冷却池中，发现有25吨含放射性物质的水发生泄漏。4月，福岛第一核电站设备供电系统因故部分停止运行，相关作业人员受伤，监测废炉作业的“免震重要栋”断续停电。去年11月，福岛核电站进行核污水处理工作的多名作业员被核污水溅射，随后被送医处理。东电称，由于阀门操作导致管道内压急速变化，造成了软管脱落。
尽管如此，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去年10月和今年4月两度派调查团赴日，并于今年1月和7月相继发布报告，未对排海安全流程提出异议。调查团由中、韩、美等9国专家组成，他们对排放流程、监管、辐射影响等进行审查。
日本内阁府原子能委员会6月发布的《2023原子能白皮书》中写明，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的安全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了公众的认可”。《读卖新闻》2月进行全国民调，当被问及购买鱼类和海鲜时是否担心核污水排海影响，65%的受访者表示不在意。而2021年该日媒同一主题的民调中，仅21%的受访者不在意。
然而，日本民间依然有许多人反对核污水排海并为之奔走。今年4月和8月，日本原子力资料情报室等多个民间组织发起 “未来之海”项目，连续两次发起叫停核污水排海的请愿书，共征集到超20万个署名。
中韩持续关注
日本宣布核污水排海计划之初，韩国民间对核污水排海的担忧情绪强烈，但正值日韩关系回暖。
去年7月，韩国总统尹锡悦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首脑会谈。对于日本核污水排海，尹锡悦表示，应最优先考虑国民的健康和安全，他尊重国际原子能机构公布的内容，即认为日本排海方案“总体符合国际安全标准”。
韩方尽管派遣专家团考察福岛核电站排污现场，但是未获准对核污水进行取样，无法进行独立验证，只是在限定时间内根据日方资料和IAEA提供的材料进行查证。
首轮核污水排海5天后，韩国政府表示，在该国近海和远海4个检测点进行了海洋辐射量紧急检测，所有检测点的辐射量均符合安全标准。韩国海洋水产部表示，将把韩国海域的采样点位从92个增至200个，还将在日本福岛附近公海进行采样调查。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从去年8月24日首次排放至今年8月19日期间，共进行了4.9633万次核辐射检验。检查结果显示，未发现任何核辐射超标的事例。《朝鲜日报》称，在核污水排海之初，受到负面舆论的影响，首尔鹭梁津水产市场等全国海鲜市场的顾客大幅减少。而历经一年，韩国海鲜市场的客流出现反弹，越来越多消费者忽视核污水问题。
据韩联社8月21日报道，至今仍有专家指出，韩国政府定期进行的随机抽样检测不够充分，有必要采用更具系统性的检测方式，即对可随洋流移动的放射性物质进行追踪监测。
针对福岛核污水排海，从去年到今年，中日高层和技术层面都未间断过对话。据新华社报道，去年11月，中日首脑在旧金山会晤，双方同意，本着建设性态度通过磋商谈判找到解决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的合适途径。今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首尔会见岸田文雄时表示，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事关全人类健康，希望日方切实履行自身责任和义务。
此外，时任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4月1日表示，针对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与既往多轮中日外交部亚洲司长机制性磋商相关联，中日双方专家于3月30日在中国大连开展了建设性的技术对话。
去年8月24日，日本福岛核污水启动排海当天，中国海关总署发布公告，决定自2023年8月24日（含）起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含食用水生动物）。
日本农林水产省7月2日发布数据，今年1月至5月农林水产品和食品出口额为5364亿日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2%，主要因为面向中国的出口下降了42%。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等机构正在欧美、东南亚等地开拓海鲜产品的替代市场。
日本专修大学文学部新闻学科教授山田健太6月对央视新闻表示，由于东京电力公司与日本政府在核事故堆芯熔毁、核污染水安全性等信息公开方面缺乏透明性，引发担忧。“我认为最基本的问题是需要先进行信息公开，包含对日本全体民众以及国际社会公布最新最准确的信息，建立起能够议论的平台。”
核电站报废举步维艰
据东电发布，截至今年8月1日，福岛核电站厂区内1000多个储水罐中核污染水超过131万立方米，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约3万立方米。
根据东电的计划，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报废主要分为四步：处理核污染水、清除乏燃料池中的核燃料、取出核燃料碎片、处理废弃物。这当中，取出核燃料碎片被视为“最大难关”。据日本广播协会（NHK）报道，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至3号机组内共有约880吨核燃料碎片，这些碎片是核事故中熔化的核燃料与周围建筑物的混合物，现在仍有极强的辐射。
福岛核事故发生已经过去13年，尝试取出核燃料碎片的计划一再推迟，从2021年开始已推迟3次。8月19日，东电宣布将于22日开始试取出2号机组的核燃料碎片，将通过远程控制，计划取出3克重的碎片，预计需要两周时间。
22日，东电在进行取出核燃料碎片的准备工作时，插入回收装置的安装顺序出现错误，导致作业停止，重新开启作业的时间尚未确定。东电社长小早川智明当天表示，已下达指示，将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将调查原因后再采取措施。
“如果选择不取出核燃料碎片，那就意味着要把负担、决策和费用转嫁给下一代，甚至是下下一代。”日本原子力研究开发机构专家更田丰志对日媒表示，取出碎片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实际上在此之后的废弃物处理将更加困难，这一代人有责任尽力而为。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将访华
杰克·沙利文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宣布：
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邀请，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将于8月27日至29日访华，举行新一轮中美战略沟通。
企业负责人被以合同诈骗罪一审判刑11年，四川省高院认定属合同纠纷改判无罪
被羁押七年后，2024年8月6日，成都一通讯公司实际控制人樊玥聪和另一负责人许琰玮无罪获释。
羁押于成都市看守所7年后，无罪获释。 图片来源：受访者
8月23日，樊玥聪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迟来的无罪判决让他重新树立了对未来生活的信心。遗憾的是，他获释回家后才知道，一直为他的案子操劳奔走的继父朱晓武，5年前得知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的消息后，突发心梗去世，没能等到他无罪的这一天。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樊玥聪、许琰玮无罪。图片来源：澎湃新闻记者 胥辉 图
判决书载明：樊玥聪的企业与中国移动成都分公司存在流量统付业务合作。期间，双方因合同约定中的流量折扣是“7”折还是“1”折问题产生纠纷，中国移动成都分公司随后以合同被篡改为由向成都公安报案。不久，樊玥聪、许琰玮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公安部门刑事拘留。
2019年9月2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合同诈骗罪，判处樊玥聪有期徒刑十一年、判处许琰玮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一审宣判后，樊玥聪等人不服，向四川省高院提起上诉。
四川省高院经审理查明，认定合同中“7”折被篡改为“1”折证据不足，且以“1”折对抗“7”折资费属于合同违约，是常见的买卖合同纠纷，并不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最终，四川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宣告樊玥聪、许琰玮和另一金牛分公司职工尹世伟无罪。
移动辞职员工的流量销售业务
8月12日，樊玥聪案辩护人王万琼在其公众号上发布了该案辩护手记，王万琼在手记中感谢四川省高院一群守护正义和公平的法官。
澎湃新闻从判决书上了解到，2013年，樊玥聪作为中国移动四川省公司政企客服部门一名劳务派遣制员工，入职不久后就发现了流量商机。一审判决书载明，2014年2月，樊玥聪与其同事许琰玮商议，通过他人代持股的方式，注册成立成都开启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将业务“瞄准”熟悉的移动通讯领域。
判决书称，公司成立后，樊玥聪、许琰玮找到中国移动（成都）金牛分公司负责终端及流量营销、综合支撑等业务的尹世伟，申请为开启讯通公司开通流量统付业务。
尹世伟随后将开通该项业务所需相关手续发给两人。樊玥聪从一个名叫刘喜峰的人处拿到了一个项目的授权，并按要求将申请开通材料，包括折扣为7折的电子版流量统付合作协议、立项通知书发给了尹世伟。同时，授权刘喜峰作为开启通讯公司的代理人。不过，一审判决认定，樊玥聪发给尹世伟的立项通知书是假的。
一审判决书称，2014年11月，尹世伟在未正式签订纸质合同的情况下，以折扣为7折的电子版流量统付合作协议等材料，向中国移动提起了开通成都开启通讯科技有限公司流量统付业务的申请。2015年4月15日，尹世伟收到业务正式开通邮件通知后发给了刘喜峰。刘喜峰在回复邮件中填写的流量用途，主要用于针对其项目用户进行流量赠送。当年8月18日，开启讯通公司的计费接口开通并进行了测试，合伙人许琰玮作为移动公司职员，其手机号参与了测试并收到开启讯通公司赠送流量的短信。
2015年9月，樊玥聪正式辞职，从移动公司外聘员工变成了公司集采客户。
巨额流量折扣价差引发纠纷
判决书显示，樊玥聪的合伙人许琰玮是移动公司正式合同制员工，且先后担任政企客服部管理和行业经理等职务，樊玥聪属于劳务派遣制员工。
“没人会选择不熟悉的领域创业”，樊玥聪解释其从事相关业务的原因，作为曾经的内部工作人员，从事相关业务会有更多便利。一审判决称，2015年4月起 ，中国移动多次向尹世伟发送邮件，要求其上传正式的流量统付业务合同。尹世伟于同年10月回复因开启讯通公司整改，11月重新签订合同。
澎湃新闻注意到，移动公司虽然在合同协议、申请取消开启讯通公司赠送流量的短信提醒、流量统付业务调配等方面提出了多处质疑，但其主要纠纷来自流量端折扣。移动公司称，业务资费折扣底线为7折，而开启科技公司坚持认为是1折。不同的结算折扣之间，是高达4600余万元的价差。
一审判决称，2015年12月至2016年 3月，樊玥聪等人通过他人介绍或通过互联网，将中国移动流量以6. 1折至6 .6折不等的折扣进行转卖。期间，开启讯通公司因违规转卖流量，三次被中国移动关停业务，樊玥聪、刘喜峰以出具承诺书和整改方案、缴纳保证金的方式两次复开了业务，直至2016年3月第三次被关停。
判决书载明：开启讯通公司流量统付端口自2015年9月正式下发流量至2016年3月，产生账单费用共计7614余万元，以7折计算应付款项为5330余万元。开启通讯公司专卖流量后，正常支出共计获利3820余万元。
一审判决称，2016年1月至3月，开启讯通公司每月分别支付上月流量资费29.86万元、16.77万元、74.25万元，共计120余万元。2016年3月21日，中国移动成都分公司发现开启讯通公司有巨额欠费后进行催要，樊玥聪出示其持有的《流量统付业务合作协议》，坚持以合同中书写的流量资费 “1折” 标准结算，并支付了欠费599万余元。
双方协商未果，中国移动成都分公司于2016年5月11日向公安机关报案。樊玥聪、许琰玮两人随后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公安部门刑事拘留。
一审获刑十一年，羁押七年两次上诉
一审判决认为，樊玥聪、许琰玮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两人均系移动四川公司政企客户部员工，所规定的折扣最低为7折。相关电子邮件往来及内容证实，樊玥聪发给尹世伟为开启公司申请开通流量统付业务的资料中包含了伪造的立项通知书，虚构开发立体教材APP为用户赠送流量的理由来申请开通了该业务，所附word版合同内显示的业务折扣为7折。但开启公司以单方持有的合同约定1折为由，拒不支付巨额欠费。
判决书称，尹世伟称其于2015年12月10日将一式四联套章的移动成都分公司《流量统付业务合作协议》，在仅填写甲方开启公司名称、折扣7折、日期后，交由公司前台转交给刘喜峰，让开启公司加盖公章后将除蓝联外的其余几联返回，但一直未返还。樊玥聪称刘喜峰交给他的就是移动公司已经签好的两联合同，折扣填写为1折。一审判决认定其篡改了合同内容。
2019年9月2日，成都中院一审判决认为，樊玥聪、许琰玮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项目与中国移动成都分公司合作，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移动公司价值5330余万元的流量转卖谋利， 在仅支付少量费用后拒不支付巨额欠费，给中国移动成都分公司实际造成损失4600余万元，其行为均已构成合同诈骗罪。
而尹世伟作为中国移动（成都）金牛分公司工作人员，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给中国移动成都分公司造成损失4600余万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
一审判处樊玥聪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五十万元；判处许琰玮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四十万元。尹世伟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三人不服一审判决，向四川高院提起上诉。四川省高院于2021年8月16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申。成都中院经重审，2022年12月28日宣判后，樊玥聪、许琰玮仍然不服，再向四川高院提起上诉。
庭审期间，樊玥聪及其辩护人始终认为，开启讯通公司与中国移动公司之间只是普通合同纠纷，其所获利益的数量，不应作为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而履行合同过程中形成的计费争议并非诈骗。因此，樊玥聪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坚持樊玥聪无罪。
回归买卖合同纠纷，终审改判无罪
四川省高院在判决书中表示，合同诈骗是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合同向对方产生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的行为。而该案中，案涉的流量统付业务是客户先使用流量，中国移动在下一个月，根据实际使用的流量计算出费用后收取。
因此，开启讯通公司先使用流量后支付费用是合同约定的，并非骗取中国移动无偿交付。中国移动发现开启讯通公司巨额欠费后立即催收，并没有因樊玥聪等人的行为产生错误认识而处分财物。
终审判决采纳了樊玥聪、许琰玮及其辩护人的意见，认定樊玥聪、许琰玮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中国移动产生错误认识处分财物的证据不足，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争议，可以通过其他程序解决。终审判决认为，樊玥聪、许琰玮在签订合同过程中确有不符合三类目标客户、伪造立项通知书等欺诈、违规行为，但其违规行为并不会导致中国移动的流量被无偿骗取的后果，只是导致中国移动按双方约定的资费折扣将流量提供给开启讯通公司，而这正是中国移动希望达成的结果，并没有受骗。
合同双方从未协商过签订资费1折的流量统付协议，樊玥聪、许琰玮在合同成立后数月也没有大量转卖流量，没有证据证明樊玥聪、许琰玮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樊玥聪、许琰玮在签订合同过程中诈骗中国移动价值6880余万元流量，也不足以认定樊玥聪、许琰玮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利用计费漏洞骗取价值4600余万元的流量。
合同中的“1” 折系樊玥聪等人篡改的证据不足，因为案涉的两联合同系从樊玥聪家中查获，但合同另一方中国移动成都分公司没有留存合同文本。对合同内容作出明确供述或证言，只有樊玥聪和尹世伟二人，尹世伟供述其填写的折扣是“7”折，樊玥聪供述收到的合同中记载折扣为“1”折。
而鉴定机构表示合同中的“1”折不符合鉴定条件，无法鉴定。因此，现有证据中只有樊玥聪、尹世伟完全相反的言词证据，不足以证实案涉合同中的“1”折系篡改以及由谁篡改。而低价转卖流量、以整改承诺骗取复开流量业务、以“1”折合同对抗7折资费，均属于民事纠纷调整范畴，应该是合同履行过程中承担违约行为，合同双方对资费折扣争议是常见的买卖合同纠纷。
同时，终审判决认为，尹世伟虽有失职行为，但是未违规帮樊玥聪、许琰玮办理存送活动。
涉案合同的违规签订、中国移动未收回合同原件等问题，不应归于尹世伟的原因，尹世伟的行为尚不属于严重不负责任。同时，本案合同纠纷还处于待决状态，有无损失、有多大损失还无法确定，不宜认定尹世伟给中国移动成都分公司造成重大损失。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尹世伟构成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2024年8月6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樊玥聪、许琰玮、尹世伟无罪。
“断骨增高”背后（上）：那些孤注一掷去做手术的人
初见王茜，她穿着黑色的宽松短袖和一条遮住脚踝的黑色裙子，走起路来两条腿有些颠簸，和常人相比，她走得较慢，甚至不敢小步快跑。她的小腿上还带着修复用的碳棒，腿上做手术的旧疤痕和修复的新疤痕均清晰可见。
两年前，王茜备受工作和感情打击，陷入“身高焦虑”的旋涡中。在“医托”的介绍下，她在山东菏泽一家医院进行了“骨延长”手术，也就是所谓的“断骨增高术”。
术后一年，并非像“医托”和医生承诺的“能跑能跳”，她走路腿部疼痛，无法快跑，关节发出异响。她意识到不对，开始了修复之路。
和王茜一样，河南的戴浩、江苏的刘林，他们都曾在“医托”的影响下，做了增高手术。同样的，在术后的几年里，他们后悔不该迎合别人的看法，不该孤注一掷地去做手术。现在他们决定站出来，让更多人看到“断骨增高术”的危害。
戴浩术后的腿（本文图片除特殊标记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断骨增高术”并非医学领域完全禁止的手术，但因存在多种风险，故有严格的使用范围和要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骨科主任、脊柱中心副主任张亚庆称，目前我国严令禁止健康人进行“肢体延长”手术，仅用于矮小症或者肢体不等长、骨肿瘤等病人身上。
孤注一掷地“断骨增高”
按照戴浩的话，此前特别想增高时，他一度有“宁愿折寿10年也要长高”的想法。他身高约160cm，术后大约长高了4cm。
去年做“断骨增高”手术并非他第一次尝试增高。早在2012年，他16岁，早早进入社会工作后，挣了些钱。带着“想改变”的想法，他去医院检查自己的骨骼线，被告知骨骼线快闭合了。
这就意味着他即将无法再长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他用挣来的钱，在郑州一家医疗机构做针灸。钱花光了，但针灸无效，他没有长高。
“断骨增高”手术是他对身高的第二次尝试，却造成了如今的局面。
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他似乎对身高有一种执念。回忆起这十几年，他称，家人总把“你长得太矮了”挂在嘴边，父母无尽的争吵以及对哥哥的偏心，也给他带来较大的心理压力。
“因为吃的苦比较多，所以比别人更努力一点。”他说，前几年做生意挣了些钱，自己在郑州买了房买了车。在同学和朋友圈子里，他算是“混得好”的，但却是“最矮的”。
更大的打击来自感情。那时，心仪的女孩告诉他，她要求男朋友身高得180cm以上。后来的相亲经历中，他也多次因身高备受打击。
同时，他此前做生意挣的几十万元，被家人以“资金周转”为由“骗走”，这笔钱也打了水漂。生活、工作和感情的打击接踵而来，他很想做出改变，于是把目光投向了增高手术。
戴浩说，他理解男生想增高，但不太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女生也想要增高。
刘林此前身高155cm，手术长高了13cm，现身高168cm。她之前做服装生意，很想做服装模特，做自媒体账号发展事业。
同时，她喜欢个子高高的异性，但站在高个子异性面前，她又因太矮而自卑，“即使穿高跟鞋，也是（才）到人家肩膀。”她认为，个子高会有更多择偶权。
想增高的想法也一度控制着王茜。前几年，她找工作不顺利，好不容易找到工作，干了三个月，有时还“被老板骂”，加上那时男朋友也提出了分手。
学生时代，她从未在意过身高。但遭受这些打击后，她认为自己长高了就会变得自信，工作和生活就会变得顺利。
20岁之后还能增高吗？
“20岁之后还能增高吗？”“成人如何长高？”最初有增高想法时，王茜在百度上搜索。由此，“骨延长术”、“断骨增高术”进入了她的视野。
王茜身高156cm，她一度认为自己太矮了。“这个手术太极端了，”最初在看到这些信息时，她不敢相信，甚至怀疑“做完（手术）就残疾了，也觉得这个手术离我挺遥远的”。
但一些平台上经常能看到有人发些“断骨增高”的相关贴文介绍这个手术，还有一些做过该手术的“过来人”，发自己手术的照片和恢复期走路的视频。
她开始每天浏览贴吧和微博，并通过别人留下的微信号，加了所谓的“腿友”和“医托”。慢慢地，她进入了“医托”建立的微信群里，每天接收“断骨增高”手术以及“过来人”拆钢架、摆脱轮椅走路等信息。
网上有很多账号常发布“断骨增高”术的视频和图片
王茜还是有些怀疑，但有人说公立三甲医院也做这类手术，这打消了她的疑虑。
“他们说公立医院也在做，我以为是我自己不了解，就以为这是个常规手术。”王茜说，“医托”告诉她，之前做“断骨增高”手术确实出过事，那是因为当时的医疗技术差，而现在这一技术很成熟，大医院的大医生技术更可靠。
和王茜一样，最初了解到“断骨增高术”时，刘林认为这个手术会致残致瘫。而通过社交平台认识了“医托”后，她加入了“土耳其断骨增高交流群”，踏上了“增高之路”。
和王茜、刘林相比，戴浩对这一手术则更加谨慎。他早在2019年就知道这个手术，也了解了很多信息，但因为担心手术太疼，太遭罪，也担心手术后的风险，所以他一直在观望。
戴浩曾长期观察过一个做手术的“腿友”，想看看其术后情况如何。一年后，他咨询得知，对方术后挺好的，没有其他什么问题。为了进一步确保手术的安全性和效果，他甚至和“腿友”线下见过面。
“医托”向澎湃新闻发来的视频（截图）
“所有的不幸都来自身高”
几年前，刘林经过医托“风筝”的介绍，前往土耳其，先后做了小腿和大腿两次“断骨增高”手术。术后，因不便回国，她留在土耳其康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骨科主任、脊柱中心副主任张亚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所谓的“断骨增高术”，学名叫“肢体延长术”，也叫做“骨延长术”。
张亚庆介绍，“肢体延长术”的环形外固定架牵拉成骨方式，是把切断的长骨近端和远端打上钢针，用架子连接的同时，还要起到牵拉的作用，因人体骨骼有再生和可塑性，通过外固定架逐渐延长，牵引骨头每天进行缓慢增长。
在拆掉小腿外置架的第三个月，刘林突然发烧，小腿断骨处也突然红肿起来。询问“医托”并吃了几天抗生素后，越来越严重，红肿处破皮流脓，她只身在国外很害怕，去找当地医院，也没有得到任何有效治疗。
去年的检查报告显示，她被诊断为“（右胫骨病灶）见破碎骨小梁、大片坏死及肉芽组织增生，符合慢性化脓性骨髓炎。”
回到国内，她在医生的帮助下，取出了此前放入骨髓的“内钉”。但在这之后的一年多里，她都是带着外固定架生活。
现在，她虽然不用戴外固定架，但走路、腿伸直时，膝盖内侧疼，踝关节也疼，X型腿，足内翻，走路比较容易累，腿也容易酸痛，“每天一起床就会酸”。连续走路数百米，双腿就像“绑了沙袋一样很沉重”。
正常的跑步和跳高，对刘林来说是一种奢侈。她不能大幅度动作，即使“小跑小跳”，她的膝盖和断骨处也会疼。
戴浩在2023年1月做了手术。“疼”是对那段时间最深的记忆。“第一天是最疼的”，钻心的痛感袭来，他只能吃止痛药缓解。腿上带着外置架，他想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双腿却动不了。
“没有一天不后悔。”但戴浩没有回头路。按医生教的，他每天自己调节外固定架，促进断骨处长出新骨头。
戴浩腿上留下的疤痕。
术后四五个月时，他腿部感染，而后拆掉了架子。现在术后已一年半，他的左腿比右腿长，为平衡双腿，他在右脚鞋里垫了增高垫，但走起路来仍能看得出来，如果长时间走路，他也会感到吃力。
王茜见到记者时，穿着一条能遮住小腿和脚踝的黑色裙子，她走起路来左右腿有些颠簸，和常人相比，她走得较慢，也不敢小步快跑。
她没有告诉家人做手术的事，她自己存的钱，加上向家人要来的钱以及借的钱，拼拼凑凑出十几万。去年在“医托”的介绍下，她在菏泽骨伤医院做了手术。疼痛导致她每天以泪洗面，除了外置架的钢针扎进小腿的疼痛，还会有异物感。
对于术后半年带着外置架的生活，王茜称十分难熬。她在医院旁的小区租了间房子，每天躺在床上刷手机，看视频，为了转移对疼痛的注意力，更为了打发这漫长的时间。
她称，此前“医托”和医生都承诺过，术后一年就能恢复正常。她把这当作一种希望，告诉自己熬过这一段时间就好了。
这一信念在一年后崩塌了。王茜的腿出现了膝关节内翻，双膝关节炎等问题。
“断骨增高术”存在多种风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骨科主任、脊柱中心副主任张亚庆称，做手术时，腿部的血管、神经有损失风险。把骨头打上钢针，针道有感染的风险，而一旦针道感染，可能会发展成骨髓炎。
张亚庆坦言，长期把腿部固定在外置架中，腿部得不到有效活动，也会造成关节僵硬。此外，骨头在愈合过程中，也可能出现骨不连的状况。
“增高得越高，风险也相应增加。”他说，两条腿在牵引拉伸调节时，甚至可能出现因调节不均而导致“长短腿”，造成行走不便。目前我国严令禁止健康人行“肢体延长术”，仅用于矮小症、或者肢体不等长、骨肿瘤等病人身上。
“他们觉得所有的不幸都来自身高。”王茜在加入增高交流群后，即使上班出外勤时，都“泡”在群消息中，“天天都在和他们聊天，每天都在想这个事情，脑子里只有这一件事”。
无尽的修复之路
除了走路疼且累，长短腿，戴浩最担心的是他的脚踝，手术后他的踝关节神经受损，一走路就疼。
为了确定脚踝的情况，这两年，戴浩去了北京和上海的多家医院诊断治疗。他说，他的脚踝神经已经被医生“判了死刑”，很难修复成功，“也不是不能生活，只不过生活质量会下降。”
现在，王茜的腿无法长时间走路、站立，很难找到需要走路、站着的工作，她曾在一家店铺做前台收银，两三个月后，双腿支撑不住，她辞了工作。
现在，她租住在上海周边房租较便宜的地段，往来上海做修复。她在上海的一家医院被诊断为“左侧膝关节内翻、右侧膝关节外翻外旋、双膝关节炎”。
目前，医生已对她的左腿进行了修复手术。见到记者时，她还带着修复的碳棒，碳棒上缠绕着绷带，小腿上做“断骨增高”手术的旧疤痕和修复的新疤痕均清晰可见。虽然左腿已做了修复手术，但仍然疼痛，未恢复到此前的健康状态。至于右腿，医生建议先观察观察，再判断是否做修复手术。
王茜称，逛街、工作、旅游，这些对别人来说很正常的事情，对她而言都是奢望。现在她对身高、变美都不在乎了，只想健健康康，过好自己的生活，但她现在甚至无法找份工作养活自己，“我的未来该怎么办？”
做完手术的戴浩也悔悟，他不该迎合任何人，而只看到自己的缺点。
他和刘林、王茜看到还有很多人正在踏上“断骨增高”之路，他们想劝诫那些人，不要进入这个圈子，不要上当。他们也希望多年前做了手术的人，能站出来，说出自己的真实遭遇。
（文中王茜、戴浩、刘林均为化名）
白浪 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