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一下我之前写过的一个文章：李龙：正反馈缺失的持续沦陷，各家自打算盘的集中爆雷——中国体操女队的跳马倒底怎么了
熟悉中国体操的朋友，近年来一定能感受到一件事情。
中国女队的跳马，逐步沦陷了。
曾经出过莫慧兰、程菲等跳马名将的中国队，在世界大赛上秀出的跳马越来越烂，以至于到不堪入目的地步。
而跳马的过于孱弱，不只导致了团体与全能水平的崩塌，也给中国女队未来在大赛上的持续竞争力蒙上了一层阴影。
一、中国女队的跳马有多弱？
很多人知道中国女队的跳马弱，但是，对中国女队的跳马究竟有多弱没有概念。
在十几年前，有“体操四大国”的概念。在当时，中国、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四个国家，拥有大量的体操名将，并常年把持着团体前四名。在 2006 到 2014 这几年，四个国家牢牢把持了团体的前四名，其他小国只能想方设法竞争团体决赛的名额。
而之所以这四个国家可以称为体操四大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只有这四个国家能够拿出三套 DTY 以上的跳马。
DTY，即尤尔琴科 720，踺子小翻上马后直一周半转体 720 度。这个动作是一个跳马的“标杆”动作。通常情况下，是团体跳马的及格线。往往在团体上使用不低于这个难度的动作（如 DTY、前直 360、前直 540、DTT、Y900、程菲跳等），就是一个及格甚至优秀的答卷。而如果团体达不到这个标准，那不只你的得分能力大幅度下降，你在裁判心目中的印象也会大幅度下滑。
在 2014 年之前，基本上，只有体操四大国能在团体上拿出三个 DTY 以上水准的跳马。而其他小国可能只有一两个选手“达标”，大部分都要计入一两个“天残跳马”。相比之下，四大国每年都能拿出最少三个 DTY 得分能力的跳马，因而也牢牢地把持了团体的竞争力。
但是，2015 年开始，风云突变了。
从这一年开始，罗马尼亚开始掉队了。
罗马尼亚，从这一年开始，不再能拿出三个 DTY，团体也完全失去了竞争力。对比之下，日本、英国等势力开始崛起。日本队拿出了村上茉爱、寺本明日香、宫川纱江等跳马高手，英国的小唐尼、Tinkler、Harrold 等选手都可以跳出较优质的 DTY。而这些国家也利用跳马的突破与强势，开始挑战四大国的“权威”。最终，英国获得了 2015 年世锦赛的团体铜牌，日本获得了 2016 年奥运会的团体第四名。天，开始变了。
而进入到 17-21 年东京奥运会周期，跳马在罗马尼亚之后开始掉队的……是中国队。
在 2018 年世锦赛的团体，第一次，有奖牌队伍（俄罗斯与中国队）在团体里，计入了 FTY 的跳马。FTY 是尤尔琴科 360，踺子小翻上马后直一周半转体 360 度。它比 DTY 要少转 360 度，在近几个周期的规则下，它都比 DTY 要少 0.8 的难度价值。再加上绝大部分跳 FTY 的选手在高远度上比起 DTY 存在劣势，基本上选择 FTY 的选手，比起 DTY，直接就少了 1 分左右，相当于天生计入一次大失误。
以本周期为例，本周期 FTY 的难度为 4.2，DTY 的难度为 5.0。通常情况下一个比较“正常”的 FTY 的得分在 13.0 左右，而一个比较“正常”的 DTY 的得分在 14.0 左右。其差距，就可见一斑了。
在 2018 年，俄罗斯之所以在团体上上了一个 FTY，是因为原定要上团体跳马的 Simakova，在预赛跳高难度动作前直 540（当年难度 5.8）时直接得到 0 分。为了稳妥起见选择了由另一位选手埃里谢娃跳了 FTY。而中国则是因为穷全国之力，都找不到一个可以同时上跳马与高低杠的选手，最后无奈之下只能由罗欢跳一个 FTY 上团体，而底线，从这一刻开始，就被“突破”了。
在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勉强凑齐了三个理论上可以跳 DTY 或 DTT 的运动员，但是最终两个 DTY 全部大失误得到两个超低分。这一悲壮的绝响，让中国队的领导不禁开始反思，勉强上 DTY，究竟有没有意义呢？
于是，在 2022 年，我们看到，领导们终于决定放下“脸面”，跳马是什么，能吃么？
2022 年世锦赛上，中国队在团体三人中，两人使用 FTY。不是不想用，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再也没有一个能跳 DTY 的选手了。
在 2022 年，只有里约周期的老将章瑾、完全的跳马纯单项选手虞琳敏两人能跳出 DTT，以及省队选手何骊澄有一个时灵时不灵的 DTT 外，其他诺大的一个中国，竟然再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得到跳马的及格线了。
因此，在 2022 年的世锦赛上，中国女队的跳马，断崖式名列团体决赛最后一名。而因为跳马的过于孱弱与高平项目失误过多，最终团体只取得了第六名，未能直接取得奥运的团体资格。
而 2023 年世锦赛，情况，则是变本加厉了。
我在另一篇文章（你遇到过哪些“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的事或人？ ）中也提到了，在当年，中国队的世锦阵容与亚运阵容出现了很严重的“宫斗”现象。但是中国队派往世锦赛的运动员本身也已经是国内最优秀的运动员。即使如此，中国队派往世锦赛的五名队员中，竟无人能跳“及格线”以上的跳马（DTY 以上），团体三个人跳的齐刷刷的是 360（FTY 或 FTT）。这样一来，面对及格线的对手，我们相当于直接计入三次大失误，而如果我们的对手中拥有世界级的跳马高手（如 Biles、安卓、杰西卡等人），其一人次就能甩我们两到三分，当然，我们的跳马在团体决赛中依然垫底，而且与前七名的分差相当之大。
最终，我们的团体预赛跳马成绩，仅仅与西班牙、瑞典并列所有队伍的 14 名，甚至不如韩国、墨西哥、匈牙利这样的体操小国。而在团体决赛里，尽管我们高低杠与平衡木发挥出色双双名列所有队伍的第一名，团体也只有一次大失误，但仍然因为跳马的拖累无缘团体奖牌。
诺大的中国，除了一个完全单项的虞琳敏，与一个已经打过三个周期的老将章瑾，再也找不到一个能上跳马的人。
最可笑的是，现在的中国，只要有人宣称自己正在练习 DTY，便已成为了全国体操迷的“救命稻草”，而 DTY，实际只不过是前几个周期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团体标配而已。
在 2017 年全运会，中国全国上下跳马可以达到“及格线”的，包括王妍、邓娅兰、祁琦、章瑾、虞琳敏、杨海蒙、荆洋、黎琪、陈一乐、刘婷婷、毛艺、洪可、牟彦琳、吴静、刘杰瑜、郭芳廷、刘津茹等近 20 人，而没想到，仅仅几年过去，及格的跳马便已从全国范围内接近“绝迹”。
这，便是中国体操女队跳马的现状。
二、跳马的意义与难点
跳马，是团体与个人全能的“基石”型项目。
因为跳马只有一个动作，因此，裁判往往会倾向于用跳马的得分能力去整体评估一个运动员的综合水平。在女子四项里，跳马的排名与个人全能排名、团体的名次排名相关性是最大的。
团体的名次排名，由我上面的讨论也可见一斑。而个人全能的话，自从 DE 分制以来，个人全能的冠军跳马成绩一直位列前三名，而除了 09 年以外跳马得分最高者，全能成绩也都在前两名之列。经常看体操比赛的观众也一定有体会，在个人全能的第二组、第三组里经常会出现顶级的高低杠或平衡木高手，但通常情况下，第一组的运动员代表了个人全能最高的跳马水平。
这，并不是简单的巧合。
跳马，代表了一个运动员整体的能力。能力越强的运动员，其跳马总体上就更强。除了少部分运动员因为基础训练时技术动作出现问题成年后改不过来（经典代表是商春松，美国队的 baker、thomas 等运动员也存在同样问题），大部分运动员是符合这个规律的。所以，跳马的得分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而在团体与全能比赛中，跳马也是成功率最高、得分最稳定的项目。它的难度最稳定、得分区间最小，同时最不容易失误。一个高难跳马 + 平庸求稳的平衡木，其得分期望往往远高于一个平庸的跳马 + 一个高难平衡木。所以很多次，中国女队在团体拥有很高的理论难度，但其难度的兑现率却是各国之最差，下限最低，其本质原因，也是跳马这块“基石”存在短板。
经常看中国队体操的观众一定有这样的感触，就是中国队的队员，如果跳马在 16 岁之前出不来，那基本上就出不来了。
这个观点，的确符合大家的经验，但从国际的角度来说，并不是正确的。
实际高难跳马动作更依赖力量，而力量往往在 20 岁前是逐年递增的。
我朝因为柔韧性动作用的更多，常常给人一种错觉是 16 岁甚至 15 岁应该才是难度的巅峰。
毕竟我朝女选手这个时候大多过发育关，身体急速长高，而依赖柔韧动作在超龄后就很难 HOLD 住。在这种情况下，超龄运动员往往身上的积损伤病已经很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下，跳马是没法练出来的。
中国之所以不爱练跳马，在技术层面上，是有一定原因的。
跳马，是一个需要全身发力的项目。
踏板，需要你脚部发力。
推撑，需要你肩部与手腕发力。
翻转，也在考验腰胯，落地也要考验膝盖。
换句话说，如果你身上某个部位伤的特别重，那你的发力，一定是不“均匀”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跳马就练不了。
原本你跳马能跳出来的动作，如果某个部位伤的很重，发不上力，那这个动作你就跳不了，只能缩水。即使你打封闭针，那也只能解决疼痛问题，解决不了发力问题。
因此，想练跳马，就需要很好的伤病控制，不能有很严重的积损伤。练跳马的人，整体上需要是“健康”的，不能是“这儿疼那儿疼”的，否则，能维持难度已经是极限，想练新难度，可能性微乎其微。
而这一点，与中国队的训练方针，其实是有些相悖的。
出于夺金的考虑，中国队将训练的重点集中在了平衡木与高低杠上，记者采访时声称“平衡木上人满为患”。这样的训练方式，被体操迷们戏称为“马拉松训练”。而在这种马拉松训练下，运动员身上的劳损伤将飞速累积，那跳马想上难度，就很困难了。
中国体操的训练方式，很难将一个运动员“完好无损”地送到 20 岁左右的跳马黄金年龄。对于一个即将进入成年组的运动员，省队领导和教练希望的，自然是快速榨取这个运动员的价值，将之前在这个运动员身上的投资迅速变现，不可能再去“养”这个运动员。那她自然就需要在自己的力量还未发展到最强时，想办法尽可能提升自己，提早榨取自己的潜力，那高难跳马就自是无从谈起了。
上面说到的章瑾，是中国队中少数保持了多周期跳马竞争力的运动员（另一个可是程菲……），而这，又是为什么呢？
1.对章瑾来说，她早期并非上海队的“种子”选手
章瑾是里约周期的运动员，而在当时，上海队主推的选手，并不是章瑾。在里约周期，上海队拥有范忆琳作为高低杠的争金点，也有毛艺作为跳自强项的选手作为团体的主打。在 2016 年，毛艺的四项都强于章瑾，在这种情况下，章瑾是有一定资本，被上海队“养”着的。
所以，在当时进奥运阵容无望的情况下，章瑾没有必要强行压榨自己的潜力，而上海女队在东京周期与巴黎周期团体竞争力也很一般，没有必要让章瑾为了团体名次提早牺牲自己。如果出现伤病，章瑾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一定休养的资本的，而上海队预期后备力量也比较一般，在规划上章瑾就是要给上海打多个周期的运动员，那在这种情况下，省队对其极限压榨的状况就好很多了。
2.章瑾的成套动作中，柔韧性动作相对较少
在成套的动作选择上，章瑾并没有走传统中国运动员的路线。她的高低杠是弱项，杠上没有选择 E 组扭臂转体充斥成套，也没有将并掏加入正式的成套动作，相比其他的运动员，会减少很多的劳损。（李龙：中国体操女队频繁失误与快速伤退之迷——身中“三毒”的体操女队出路何方 ）
因此，章瑾的整体生涯，在中国的体操运动员中，是比较健康的。她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跳马，其次是自由操，她的平衡木虽然不弱，在中国的可替代性也整体比较高，因此并没有出现很多中国运动员在练久了后经常有的“腰酸背疼”，这样跳马就可以发得上力，保持一个较长久竞争力的跳马。
3.教练组对“自家”运动员会相对照顾
在国家队，章瑾长时间处于卢利峰、周世平、张海燕组，而周世平与张海燕都是上海出身的教练，对“自家”的弟子，会相对更注重一些持久性方面的训练。这也对章瑾能保持相对较长的运动生涯提供了一些有利因素。
而如果教练组急功近利一些，把一些队员的价值快速榨尽，然后迅速轮换上潜力新星，“你不练有的是人练”，那这个运动员的损耗自然会相对严重，想连着撑几个周期那自然是痴人说梦了。
卢周张组一直不是国家队排名前几的重点小组，也很难获得一些众望所归的“好苗子”，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尽量延长一个运动员的运动生涯。因为这个运动员因伤练不动了、淘汰了，组里也很难马上进补一个足够优势的可以顶替她的运动员。而国家队前两个小组就没有这个顾忌，运动员如果因为伤病断送了，各个省队也会争着“上供”自己的希望之星。那在这种情况下，教练们的“马拉松训练”也自然就更加肆无忌怛起来。
所以，总的来说，在中国女队当前的情况下，想提升运动员的跳马，是有一定技术性困难的。特别是对于天赋好的希望之星，那更是难于提升跳马，因为这些运动员，会优先保证奖牌竞争力。
那除了这些因素外，有没有其他的因素阻挠中国的跳马发展呢？
显然，是有的。
三、中国女队当前跳马孱弱的直接原因
中国女队之所以跳马越来越烂，很大一部原因，不在于技术，在于中国女队完全没有升级跳马的动力，根本无法得到任何的正反馈。
一切，还要从里约奥运会说起。
里约奥运会的中国女队，是中国近几年来理论难度最大的一届、四项最为均衡的一届，也是跳马储备最为丰厚的一届。在里约周期，我朝有二十多名左右运动员跳马达到过“及格线”，包括以下运动员（排除掉里约周期早期即退役的运动员，如黄秋爽、李依婷、杨佩等）：
前直 540：王妍、邓娅兰、刘津茹、袁宵阳、李懿薇、杨恬逸、厉琳肸、吴静
DTT：王妍、邓娅兰、刘津茹、袁宵阳、李懿薇、李兹琪、章瑾、荆洋、吴静、虞琳敏、厉琳肸
DTY：谭佳薪、毛艺、杨恬逸、陈思怡、张奕茜、刘婷婷、罗欢、祁琦、杨海蒙、黎琪
跳马的储备厚度惊人，同时自由操也达到了世界级难度，兼以一贯较强的高低杠与平衡木，可以说，里约周期是中国女队除了北京周期外，团体成绩最好的一个周期（团体两银一铜）。
但是，这样的团体成绩与厚度，并没有换来想象中的“满意”。反而，遭到了广泛的批评。
里约奥运会，是中国女队最后一次所有项目都有人进入个人决赛。但是，虽然整体实力均衡，但个人项目比出多次第四、第五名，最终没能收获奖牌。
里约奥运会中国女队虽然收获团体铜牌，但是因为“唯金牌论”的影响，因为没有拿到金牌，成绩显得黯然失色。
因为 Biles 的存在，导致团体、全能、跳马、自由操四块金牌直接失去悬念，平衡木如果不失误的话她也是头号热门。这样传统强队俄罗斯队就将全部的公关资源集中在高低杠上（平衡木是俄罗斯一直以来的弱项），导致中国队高低杠的套路遇到了裁判的压制，刷分连接被抓包重扣针对，俄罗斯则成功获得了高低杠金牌。而中国的种子选手范忆琳在预赛即被 R 裁“做”出了决赛。
各种因素的结合，导致中国女队的里约奥运会成为了一次失败的旅行。体操队无金入帐，团体拿到两块铜牌，单项颗粒无收，高层震怒，质疑声铺天盖地，体操领导层也因此而大换血。国家不接受这样惨淡的成绩，纳税人也认为举国体制花的这些钱全都打了水漂。可问题是，事实真的是这样么？
因为国家与纳税人只看金牌，最多看一眼奖牌。没什么人注意到这一届奥运会上，中国女队的跳马自由操实力与储备获得提升，没有人注意到这届奥运会中国女队把跳马与自由操的难度打到了世界一线，没有人注意到在有拜尔斯存在的前提下，全能第四第六、跳马第五与自由操第五对于中国队来说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成绩，是取得了多大的突破。
所有人都知道，我花了钱了，但你没把奖牌带回来。
这，对中国女队的战略方针来说，是毁灭性的。
这，不禁让领导层开始扪心自问，我练跳马，究竟有啥好处？
其实，中国队的教练们并不蠢。每个人都清楚，高难度跳马对团体与全能的竞争力有多么重要，每个人都清楚，跳马的基石作用。但是，练跳马，对教练和领导来说，究竟能带来什么呢？
而且，因为跳马重要，所以世界上的各个国家，也开始纷纷重视起跳马来。
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小国，跳马开始越来越强。由跳马带动的团体，也开始逐渐对中国形成了威胁。
想在跳马、团体、全能上获得名次，对中国是比以前更严峻的考验。以前的“及格线”，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这就表示，想让跳马不落伍，你需要付出的，比之前还要大。
那问题就来了，练习跳马，能带来什么 KPI 呢？
对领导来说，重视跳马，能带来的，是团体更大希望获得奖牌（但也没有把握），是有进入跳马决赛的希望，是全能上名次能前进一两名，是在未来更多的力量训练经验与未来竞争力的保障。
可这，不是领导们想要的啊！
领导们，需要用的是一块奥运金牌证明你们纳税人花的钱是值得的，需要的是能让人一眼看到的成绩证明他们值得这顶乌纱帽，需要的是能写进 PPT 进行展示的东西让世人一眼就看到他们的能力。
这些，练跳马做不到。
跳马这东西重不重要？领导与教练，都知道它重要。
可当练跳马的收益变现的时候，教练还未必坐在教练的岗位，教导可能换了几茬人，运动员也不是现在在练的这一批。
所以，跳马这东西，就让那些刚发展体操的“小国”们、以及之前的体操霸主美国俄罗斯练去吧。我们泱泱大国，不需要这种东西。
而 2019 年，更是中国练习跳马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后，我国对跳马练习的兴趣，更是降到了低谷。
在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呢？
这是因为，体操之前有“四大国”之称，在 2019 年之前，中国队长期以来可以获得团体奖牌。毕竟，队伍的整体实力还在，除了 2012 年以外，以中国的实力，纵然团体常年失误多次，一块团体的奖牌还是稳稳当当的。
可是，从 2015 年之后，各个体操“小国”的训练经验逐步上来，体操已经不再是四大国独大之势。体操小国们的实力与四大国飞速接近，并开始逐渐蚕食原本体操四大国应有的阵地。
斯特因格鲁伯、德瓦尔、安德拉德、杰西卡洛佩兹、布雷克、村上茉爱、宫田笙子、多斯桑托斯等等，这些来自各个小国的全能名将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崛起，让全能奖牌的竞争也呈现了开放的态势。原先中美俄包揽全能前六名的场景已不复存在，全能第一组国旗五彩缤纷才是现在的常态。
而在团体上，中国也遇到了各个小国的严峻挑战。英国、意大利、巴西、法国、加拿大等国，虽然也常常大赛失误，但只要有一个国家能在团体决赛上全顺下来，就能在名次上将中国队挤下团体领奖台。
在 2018 年，其实已经有了这样的征兆。
在团体比完前三轮之后，中国队仅仅名列全部八个国家的第七名。就在团体奖牌即将化为泡影之时，在团体决赛的最后一轮里，各个小国看到了团体奖牌的希望，有了些“想法”，重压之下，最后一轮竟然齐齐“升天”。
这，就是所谓“底蕴”的存在。因为这些小国虽有实力，却无底蕴，在面对“诱惑”时，不知道如何调整心态，不知道如何调整难度，最后靠着各个小国底蕴不足救了中国一把，让中国在最后一轮获得了团体奖牌。
而最后一轮里，中国队比的是——跳马。
虽然在 2018 年，中国跳马上了一个 FTY，但因为有两个高难度的 DTT，两个稳定的高分最终撑起了中国的团体，让中国在最后时刻“起死回生”。同时，最后一轮比跳马的加拿大，也凭着借最终获得跳马银牌的 Olsen 一记高难度的程菲跳，从垫底上升到第四次，将和中国队的分差拉近到一分以内。
跳马是团体的基石，这并不是玩笑。
但是，2019 年，风云突变了。
在 2019 年之前，中国队的一线运动员，想练跳马还是有一分念想的，这是因为在此之前，中国仍然是团体奖牌的最有力竞争者之一。团体，仍然需要这一块奖牌。
所以，团体需要“补丁”和“打工人”。由于中国的跳马不是强项，所以通常情况下的玩法，是有钱有势的金主省份，队里的重点队员集中突破平衡木与高低杠，来达到大赛冲击金牌的目的。而其他省份的队员，如果想被“雨露均沾”、拿到团体名额的蛋糕，就要瞄着高贵省份看不上的那些“脏活累活”，去拼命补齐人家看不上眼的跳马自由操，在团体里面为人家补项，以图因此能“蹭”到一块团体奖牌。这，是许多中国运动员练习跳马的动力。
因为你有跳马，别人没有，那你就是更好的“打工者”，虽然你并没有个人奖牌的竞争力，但你团体还是很好用的，那还是能进入名单，拿到属于自己的荣誉。
然而，在 2019 年，情况，变了。
2019 年，是中国女子团体至今，最后的一届，能在团体凑满三个成功的“及格”跳马的团体。甚至在替补席上，还有章瑾这样一个可以跳 DTT 的选手。但是，因为在高低杠与平衡木上多次失误，加上各个小国奋起直追，最后，2019 年中国女团只获得第四名，无缘团体奖牌。而这一年，也如 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一般，中国体操男队与女队皆零金入帐，惨不忍睹。
当年的成绩，给了领导与运动员当头一棒。作为领导不禁开始反思，“团体补丁”，存在的意义究竟有多大呢？
选择一个团体补丁进入团体，只能让团体得到更高的分数，却已经不能保证中国女队获得团体奖牌。在各个小国纷纷崛起的情况下，团体补丁带来的团体上的零点几分到一分的意义已经越来越小。那对于领导来说，为什么不再带一个单项的冲牌点或冲金点，用更大的概率去博取自己的政绩呢？
对于运动员来说，我辛辛苦苦练习跳马，能够拿出稳定的 DTY，但是即使能因此进入团体，只要队友发挥不给力，那我发挥的再好，团体奖牌也没有了保票。那即使入选了团体，跳马与自由操依然没法获得个人奖牌，只能作为陪跑去外国旅游。本来该属于我的团体奖牌命运已经不握在自己手里，随时可以被队友砸掉，那我为啥还要走这条明眼就望不见出路的赛道，把全部精力都放在练习中国更擅长的高低杠与平衡木不好么？
给领导与运动员的大饼，碎掉了。
而 2021 年东京奥运会的团体，则是彻底地撕掉了中国女团最后的颜面。
在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女团只获得团体第七，在八个进入团体的国家里名列倒数第二。靠着团体去搏取政绩不仅没有了把握，甚至希望也变得渺茫。同年，管晨辰的成功却从另一个方向“激励”了中国队的队员。人家练习平衡木的最后靠着单项拿了奥运冠军，风光无限，我这边苦哈哈地练习跳马，有什么意义呢？
2022 年体操世锦赛团体，中国预赛与决赛，皆尽名列第六名。
到这个时候，领导们算是看明白了，索性装都不装了。单项奖牌乃至金牌才是自己的保命符，至于团体？谁爱玩谁玩好么？
所以，中国队在团体上用的“不及格”跳马越来越多。一个，两个，乃至三个全是不齐格的跳马，再“不要脸”的事情也做的出来。反正我们和你们已经不在同一个赛道上了，我们要的是政绩，是单项奖牌乃至金牌，至于团体和全能，你们美国英国巴西法国这些国家玩去吧。
观众们眼里看到的金牌与奖牌，在很多人记忆里只是一闪而过，但是，它却是领导现现实实的钱与权。
在这种情况下，跳马练出了 DTY 或 DTT 又能如何？你能拿奖牌么？你能拿金牌么？或许，你能让我团体多个大半分，但是，你能说有了这大半分我们团体就一定能拿牌么？
当跳马真的跳出 DTY 或 DTT 也没法入选名单的时候，那还会有人练习跳马么？
所以，在本周期，所有人都看明白了，所有人也都不装了。
全国上下，再没什么人想去练跳马了。尽管这东西这儿好，那儿好，啥都好。可是它，对领导没用。
它对领导没用，那对运动员，自然也没用。还在练跳马的几个运动员，比如杜思雨、张清颖等，也是因为不练跳马会被直接淘汰，想借此做个最后一搏。
甚至，如果有人真的练出了跳马，那还会干扰领导的选人。这个人上阵的呼声很大，但对领导来说，不划算，上她不能增加任何的冲金概率，不能提升自己的任何政绩，上了她，自己看好的某个有概率能冲击金牌或奖牌的运动员就上不了。上了她，原本高低杠或平衡木的“三保险”就会变成“双保险”，“四保险”就会变成“三保险”。对领导来说，恨不得五个人都有平衡木的冲金能力让奥运金牌的概率更大上一分，自己的政绩就能更多一分保障。
跳马，滚蛋去吧。
四、正反馈缺失引发的全面爆雷
所以，真正引发中国女队全方位跳马问题的，并不是技术，而是人心。
领导、省队、运动员，各打各的算盘。
对于领导，只关心运动员有没有获得奖牌或金牌提升自己的政绩，丝毫不关注得分能力与技术储备，不关心未来的竞争力。
省队，一方面要献媚于领导，另一方面，关注度更多地聚集在谁能在自己的长项上把竞争对手撕下来，比如同时是平衡木的冲金点，那自己队的能去别的队的去不了，那自己就有更大的把握在领导面前邀功，竞争对手也少一个。
运动员与其直属教练，关心的则是自己靠什么能选上团体阵容，选上以后靠什么能拿得到奖牌。
甚至，对于体操迷群体，表现的也非常割裂，一方面，体操迷希望中国队的跳马整体提升，但一说让谁谁谁练跳马，各家的“亲妈粉”却都一个劲地摇头。
让邱棋缘练跳马？不行不行，邱棋缘人家凭着高低杠平衡木已经锁定资格了，为啥要练跳马？练了平白无辜增加伤病风险给别人做嫁衣。
让周雅琴练跳马？别别别，周雅琴去年世锦赛表现出色，已经基本锁定阵容了，跳马就让别人去补吧，她跳断腿了怎么办？
让欧钰珊练？太残忍了吧，之前欧钰珊就强练 DTY 弄的脚伤，再练 DTY 你是让她直接退役？
让黄卓凡练跳马？她能恢复 FTY 就不错了，她能入选阵容也是因为高低杠可以冲奖牌，这时候练跳马把自己竞争力打没了怎么办？
就连体操迷各自的亲妈粉，也是一说跳马确实要练，都希望让别人去练，自己家的小花可以去“蹭”，若要令“自家的”去练，则人人摇头。那领导、省队和运动员的心态，也就可想而知了。
各打各的算盘的结果，就是谁都不愿意去练跳马，谁练跳马谁吃亏。没有人需要为体操队的总体竞争力负责，他们只需要为领导的政绩负责。
换句话说——跳马这个事情，是没有正反馈的。
当一个事情没有任何正反馈的时候，它就没什么人愿意做。不只是跳马，任何的事情都是这样。
一件事，人人都知道它好，但是，如果做它收不到任何正反馈，那就永远不要指望有人愿意去做它。
这个事情，其实并不罕见。
比如一个项目的开发，所有人都知道，要尽可能对这个项目进行质量加固，要尽可能保证这个项目的代码质量，避免上网出问题。
但是，当开发提出了一些质量加固项，反而在人力最紧张的时候，迎来了大面积的问题单，最后的结果是开发自作自受，自己被逼得通宵搞问题，换来了项目更好的上网质量。这么开了一个先例，以后再也没有开发主动提出质量加固。
比如一个专家，专门对项目里的腐化代码进行了重构。原本这些代码只有少数几个人能看懂，经过重构后，刚入职的新员工也能看懂了。
这是不是好事呢？是的，项目里都知道这个事情做的好，做的棒，然后因为这代码人人能看懂了，不需要专家了，转手把项目专家降本增效给辞退了。
从此以后，组里人人“防御性编程”，任凭屎山堆满代码仓，再也没什么愿意重构和优化了。
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
没有人愿意在没有正反馈的情况下“为爱发电”，体操一样，工程一样，很多社会问题，也一样。
而当这样的问题在不断积累的时候，真正的大雷，时间长了就会爆发。
你们说，中国队的跳马真的这么差么？
我们也出过程菲，最少出过王妍，我们也曾经团体能够常年凑满三个及格甚至优秀的跳马，我们也曾经常年因此可以稳定地拿到团体奖牌啊。
但是，因为正反馈的缺失，没有人愿意练习跳马。所以团体，最终还是炸了。
团体奖牌，渐渐地从稳胆变成了奢望。
许多问题，领导们不是不想让大家做。练习跳马如此，重构代码如此，还有一些我不能写进文章里的政策也是如此。
但是，领导们更多希望喊喊口号，比如主打“代码质量月”、宣传“质量不好是开发的耻辱”、宣传中国体操队一直主抓跳马、希望大家提升跳马水平，宣传企业需要某种文化要大家主动奉献，宣传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家需要如何如何做。
但是，从来不肯付出什么。
那么，执行的人，在长时间正反馈缺失的情况下，又会把事情导入怎样的结局呢？
最后，想必大概率是每个角色各打各的算盘，几年之后……
嘭，雷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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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为什么跳马就不能拿金牌呢？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单项争金，我们也可以练跳马去争取单项金牌啊？
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练跳马划算，跳马对团体与全能的基石重要，导致跳马的水平被抬到很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冲击跳马奖牌与高分，就需要面对“高水平竞争”，这一点并不利于金牌战略。
金牌战略的核心思想，就是瞄着对手薄弱的环节发力。如果哪个项目出了天才，我们比不过，就可能选择“绕行”避开竞争。不只是体操，国家整体的战略就是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弱项持续变弱，强项也一直在用老法子练，很难突破新技术新方向。
不得不说这个战略非常功利，而且其结果并不是观众希望看到的，但却决定了领导的乌纱帽，所以才导致了文中说的现象。
为什么中国女队特别喜欢啃平衡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平衡木是女子四项里最“又臭又硬”的项目，也相对最不吃天赋的项目。一个天赋平平的运动员，只要愿意吃苦、拉柔韧，都可以用马拉松训练法去拉出一套还过得去甚至可能是优秀的平衡木。
因此，平衡木特别适合像我国这样的举国体制，大面积投人进去然后养蛊，对教练的水平依赖最小，而最高的风险也意味着最大的机会，因为即使强如拜尔斯，平衡木也是她最容易失误的项目，那就存在捡漏的可能。
只不过，这样的机制下，存在着大量的资源浪费。一个天赋很好的运动员，在科学的训练下，可能只需要很小的训练量，就能达到你投入大量马拉松训练得来的水平。而如果对这个天赋很好的运动员进行马拉松训练，也不一定能超得过这个水平，即使超过也不多，甚至有可能不如（你可以脑补一下拜尔斯如果马拉松练 BB 会如何）。那么多进行的马拉松训练付出的时间、精力、教练投入以及伤病，就是这种方针下的资源浪费。
这就是另一个有趣的话题了，而这个话题也不限于体操，相信在平时生活的其他方面我们也能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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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转一篇相关内容：李龙：中国体操女队频繁失误与快速伤退之迷——身中“三毒”的体操女队出路何方
中国体操女队又又又又……又失误了！
在 2022 年利物浦举办的世界体操锦标赛上，中国女队在团体比赛中出现了多次失误，最终只获得第六名。在比赛中，唐茜靖平衡木掉下两次，四项多次大失误，罗蕊掉木 + 打杠，最终原本赛前被一些体操迷认为可以冲击金牌的女子体操队，最终比得完全“砸锅”。赛后，不出意外地，体操队高层将失误归咎于队员心理素质不行，失误太多。以下是叶振南的采访原话：
https://view.inews.qq.com/qd/20221107A08KWP00?refer=wx_hot
然而，问题，真的出在中国女队队员的抗压能力么？
熟悉中国女子体操队的人一定清楚，近几年来，中国队在团体比赛中总是失误连连。我们列举一下最近几年的中国队女团表现：
2021 年东京奥运会：芦玉菲高低杠掉杠，唐茜靖欧玉珊跳马坐地，欧玉珊高低杠编排问题比出 5.2 的成套，折算 3～4 次大失误
2020 年疫情原因无体操大赛
2019 年世锦赛：高低杠刘婷婷掉下两次，平衡木刘婷婷掉木 + 扶木，折算 3～4 次大失误
2018 年世锦赛：高低杠刘婷婷虚摆，平衡木章瑾陈一乐掉木，刘婷婷扶木，折算 3 次大失误
2017 年单项世锦赛不比团体
2016 年里约奥运会：商春松高低杠掉杠，毛艺自由操大崩溃相当于大失误两次，折算 3 次大失误
2015 年世锦赛：王妍平衡木掉木，折算 1 次大失误
2014 年世锦赛：商春松高低杠掉杠两次，姚金男高低杠掉杠，陈思怡自由操扶地，折算 4 次大失误（另外这届没有大失误的自由操比的很差，跳马也上了陈思怡这样一个低分 DTY）
2013 年单项世锦赛不比团体
2012 年伦敦奥运会：邓琳琳平衡木掉木，黄秋爽平衡木扶木，自由操坐地，姚金男计入低分 DTY，折算 3 次大失误
2011 年世锦赛：黄秋爽高低杠掉杠，谭思欣平衡木掉木，自由操大崩溃丢失动作 + 特定 + 摔倒相当于大失误两次，折算 4 次大失误
2010 年世锦赛：江钰源高低杠掉杠 + 丢失动作 + 特定，黄秋爽高低杠松腰 + 自由操出界，眭禄平衡木扶木 + 掉木，折算 3～4 次大失误
2009 年单项世锦赛不比团体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程菲平衡木掉木，折算一次大失误
2007 年世锦赛：程菲跳马摔倒，李珊珊自由操大崩溃相当于大失误两次，折算 3 次大失误
2006 世锦赛：全部成套成功
以上是从打破 10 分制以来，我朝所有的团体比赛发挥。
我想，有心的小伙伴一定发现了。我朝女队的团体比赛，大失误是常态，不失误才是异类。而且绝大多数年份，团体的失误次数都在 3 次左右。
如果一次两次，团体失误三次，那可以说是一种偶然。
但如此多年持续的团体大失误三次，那这，还能称得上偶然么？难道次次，都说是运动员心理素质问题，需要回去总结提高么？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十分制霸主罗马尼亚女队，屡屡在团体上演所有成套全部成功，多次凭借稳定性逆袭大热门夺金（如 2000 年奥运会团体）或击败多次失误的对手夺牌（如 07、08 年团体战胜俄罗其队），以及从 2011 至 2019，连续七届团体 12 套成套全部成功无大失误的美国女队。这说明，至少对有些队伍来说，团体全部成功是绝非偶然的。
我想，我们应该做的，是从中总结出规律，仔细想想，倒底是为什么，造成了这一切？
1.我朝队员的大失误，是普遍常态，而绝非个例
体操迷经常调侃某些运动员“赔钱”。如黄秋爽、谭思欣、刘婷婷、欧钰珊等运动员，都曾多次被指责为稳定性不佳、坑害团体。然而，国内某位著名体操迷曾列举了中外名将的大赛大失误比率，得到了非常惊人的结论：
https://tieba.baidu.com/p/6630586871?red_tag=0668811476
我们看中国名将的“掉链指数”，可以粗略理解为大失误率：
王甜甜 28.6
程菲 28.1
林莉 27.3
李娅 26.7
姚金男 25.6
张楠 23.8
范晔 23.6
黄秋爽 22.9
王妍 25.7
江钰源 11.4
商春松 15.7（不过江、商二位，团体或预赛贡献过失 2 分的尴尬记录，江还贡献过两次，所以这个指数略显“虚高”）
邓琳琳 5.7
李珊珊 40
刘婷婷 27.8
唐茜靖 21.9
欧钰珊 23.5
（其中刘婷婷、唐茜靖、欧钰珊三个人的数字是我自己算的，统计标准不完全统一，该值可以作为参考）
我们再来看一看国外的名将：
komova 20
iordache 28.7
MUS 10.7
BILES 5.7
GABBY 13.5
ponor 8.8
liukin 7.5
pavlova 14.7
melnikova 11.6
porgras 8.6
可以看出，中国运动员的失误率，普遍集中在 20%-30%这一区间（除了邓琳琳），而国外的主将，除了被认为心理相对脆弱的 komova 与 iordache 外，大部分位于 10 左右。相比之下，gabby 的 13.5 已经是美国运动员中显得非常容易失误的运动员了，而这个“掉链指数”的直观反馈，就是团体失误率。
可以看出，除了极特别的几位外，中国运动员的大失误率普遍集中于 25%左右。而熟悉概率的同学，也一定很清楚，当团体比 12 套的时候，根据中心极限定理，那平均的大失误次数将无限接近 3 次。并呈正态分布（标准差大概 1.5 次左右）
这就是为什么，除了几次比较特殊的团体（如 06 08 15）之外，中国队团体普遍大失误 3 次左右的原因，以上，就是为什么团体会大概率出现三次大失误的数学原因。
数学原因找到了，那么，更深一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者说，有没有更符合一定指导意义的原因呢？
2.女子体操的“三毒”动作
在女子体操的各项里，有三类动作，我个人习惯将之称为“三毒”。这三类动作，是并掏、扭臂转体、结环跳。
为什么将这类动作称之为三毒呢？它们有一定的共同点：
（1）这三类动作都可以说是柔韧性动作，考较的，是运动员的“软功”。一个运动员的柔韧性越好，越容易做出这样的动作，以此来上难度。
（2）这三类动作，都比较吃“童子功”。运动员在小时候，身体柔软时，更容易上这样的难度，运动员年纪越大，身体越“硬”，这类动作也就越不容易学。
（3）这三类动作，都有相对较高的难度价值（有大量 E 组动作），且易于形成连接。高低杠上，无论是并掏 360 还是并掏 shapo，都是著名的“刷分利器”，扭臂转体以中国擅长的林莉转体、凌洁转体、毕文静转体为例，长期作为我朝高低杠的“基石”，高低杠高手基本必然会将之编入成套。结环跳在平衡木上拥有大量 D、E 组动作且容易达成 0.2 的混合连接，是中国这两个周期最主要的刷分利器。
（4）这三类动作，都容易给运动员带来积损伤病。其中，并掏容易伤背、伤腿，扭臂转体容易伤肩，结环跳容易伤腰胯。在这些动作刚练出来的时候，这个影响并不明显，但随着训练的加深，对运动员的积损伤病会逐渐累积，最后运动员因为不能承受伤病，竞争力不行而退役。
国外运动员是如何面对三毒动作的呢？主要，有两种思路。
一种是像 biles 一样，成套中完全摒弃使用三毒动作，利用自己的力量发展动作难度，这样最终可以通过科学的训练，长时间保持竞技状态，基本不出现积损伤病，并拥有相对积长的职业生涯，发育关影响也较小。
另一种则是像 mustafina 一样，mus 会不会并掏呢？她会。mus 会不会结环跳呢？她也会。但是她平时的小比赛并不使用这些动作，而是在生涯的初期，凭借高难度打出名头之后，便各种“雪藏”自己的动作储备，甚至连世锦赛，她也不将自己的竞争力拉满。而到了真正重要的比赛（奥运会），她再把自己的并掏拿出来，展现竞争力，一举夺金夺牌。
应该说，这两种思路都是世界名将经常选择的道路，从一定角度上来说，可以有效地延长自己的职业生涯，持续展现更高的竞争力。
但是，这两种思路，在我国，基本都是行不通的。这就要说到“三毒”动作的退化动作。
扭臂转体，是没有退化动作的。
并掏，可以退化成正掏和蹬杠。相对而言，正掏与蹬杠属于对人体积损伤较小的动作，只是难度比并掏低一级别。
结环跳，可以退化成非结环跳，例如交换腿结环，可以退化为交换腿跳。
我国为了刷取最大的难度分，往往趋向于使用相似的技术编取多个动作赚取最大的难度分数，这就使得很难在编排上储备“退化套”。例如，我朝使用并掏 shapo 的运动员，很多在成套中同时编入了蹬杠 shapo 或正掏 shapo，这样一旦“退化”，就会造成动作的重复。例如东京奥运会上，欧钰珊的前两串分别是并掏 shapo+pak，蹬杠 shapo+ 京格尔。结果到比赛场上，因为伤病原因，并掏 shapo 做不了，无奈之下只得使用两个蹬杠 shapo，第二个动作判定为无效动作不承认，成套难度骤降至 5.2，就是这一问题的直观体现。同样，我朝也不有少运动员在平衡木成套中同时编入交换腿结环与交换腿跳，那如果使用退化成套，成套必须大面积修改，这在我国来说并不现实。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朝在平衡木上使用结环跳的主要作用，并不在结环跳本身的难度价值上，而更多集中在结环跳附加的连接加分。结环跳变成非结环跳，本身只损失 0.2，但是很可能带来连接加分的大面积缩水。例如，交换腿跳 + 跨跳结环 + 小翻这一连接，原本连接加分是 CDB，0.3，但是如果你将跨跳结环变成跨跳，那这一串就变成了 CBB 0.1，成套难度瞬间缩水 0.4，几乎接近一个扶木这样的失误。所以对我国来说，结环跳是竞争力的体现，不能缩，一旦缩水，竞争力全无，优势将瞬间化为泡影。（相比之下，mustafina 的 SR 是单做的，就算不用结环跳，用其他 D 组技巧或舞蹈顶上，也只损失 0.1，最多损失 0.2，因为她们的成套是不依赖这类动作刷分的，结环跳仅用来作锦上添花使用）
同时，扭臂转体、结环跳等动作，是在我国已经被验证过，可以通过不断地柔韧训练来大范围推广的动作。或者换句话说，这是我国教练擅长教的动作，是他们的“杀手锏”。不同的教练可能有不同的擅长点，而力量训练在我国根基相对薄弱，因此，使用柔韧训练，是运动员最快速能展现竞争力的办法。对教练来说，是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杀手锏的。
3.细聊“三毒”动作的负面影响
我与部分退役运动员聊过，在她们退役之后，仍然有时会感觉“腰酸背疼”，这便是柔韧性动作的积损伤影响。的确，柔韧性动作的优势是拥有一套非常成熟的训练体系与上升通道，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展现运动员的竞争力，但其负面影响，倒还不仅仅在缩短运动员的运动寿命上。
我们知道，中国运动员擅长的扭臂转体动作（如林莉转体、凌洁转体、毕文静转体）会导致运动员肩伤累积，而一个运动员的肩伤最直观的体现就是踺子能力的下降。而踺子能力的下降又直观地体现在跳马 Y 系列的撑马与自由体操的多周空翻能力（对于一周空翻而言，相对来说不是特别依赖踺子带起来的高度，更依赖转速，所以我国比较流行使用后直 1080 等动作作为主串）。
所以，自从 04 年（04 年开始由于林莉转体已经命名，我国开始大面积使用三大转体技术）开始，我国开始逐渐显现跳马与高低杠的不兼容性。很多体操名将在生涯初期拥有 DTY 与高难度高低杠，在生涯的后期，两者很难同时保持，开始出现跳马严重质量下降（如江钰源、姚金男）甚至 DTY 做不了，只能做 FTY（如何可欣、谭思欣、唐茜靖、刘婷婷等极多运动员），而这些运动员都是高低杠依赖扭臂转体来提升难度的运动员。一个天才运动员，很可能在生涯初期能够短期保有跳马与高低杠的难度，但是随着时间的累积，她们的跳马水平渐行渐远，距离高水平跳马一去不复返。也有部分运动员（如谭佳薪），选择优先保跳马，少练高低杠，于是在生涯后期仍能拥有质量不错的 DTY（但已与生涯初期相比有所下滑），但高低杠的转体角度日渐崩溃，林转、凌转这样的动作只能“能做”，但“做不好”。
相对而言，毕转、林转与凌转这三个转体之中，根据经验数据统计，凌转对运动员的肩伤是影响最大的（因为凌转是扭臂进扭臂出，全程扭臂，要经过两个扭臂大回环），林转其次，毕转对运动员的肩膀影响相对最小。但是，从训练的角度来说，林转与凌转拥有较高的相似性，而毕转的技术相对其他两个，差别要大一点点，所以只要学会林转的运动员，往往新学凌转很容易，学习毕转就需要一定的门槛。而当前的规则规定，毕转与凌转不能同时使用。因此，为了尽快展现竞争力，中国运动员更倾向大面积使用林转 + 凌转，毕转则在中国国家队中逐渐被摒弃。
中国队中的黄秋爽、杨伊琳等运动员在生涯后期，仍然能拥有质量不错的 DTY，是拥有多种原因的。一部分原因是这两个运动员本身就是中国天赋最好的运动员之一，另外，在其他人使用林转 + 凌转的时候，黄秋爽与杨伊琳的成套中则是使用毕转 + 林转，相对受影响较轻。另外，杨伊琳在后涯后期高低杠迅速退化，黄秋爽在 2011 年遇到了重大的伤病导致休息了很长时间，都为延续其跳马能力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另外，我朝运动员中，成套中拥有 E 组扭臂转体的，只有一个人在正式比赛中登陆过自由操上的 F 组以上的两周空翻（姚金男，登陆后直两周），而且保质期极短（只有 2011 年下半年），其他拥有大空翻的运动员，普遍 UB 弱项导致成套没有 E 组扭臂转体（如程菲、王妍、祁琦、刘津茹、刘景行、贾芳芳等），也有些运动员练过但搬不进成套（如罗欢、刘婷婷、欧钰珊），可见扭臂转体技术对踺子的发力有一定的影响，我国这些年跳马和自由操的普遍孱弱，也与此有一定关系。相比之下，我国 96 周期的跳马自由操可并不弱，自由操上几乎人手一个直二（连桑兰这种二线运动员也有直二），跳马也有多位跳马好手拥有当年的顶级难度（莫慧兰、吉利雅、奎媛媛、周端等），而当年，E 组扭臂转体尚未大面积普及（第一个 E 转毕文静转体命名于 97 年）。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其实在我国，也确实有不少运动员适合用扭臂转体、结环跳这样的动作来上难度（比如动作的创始人、范晔等）。但是，在我国经过“试行”之后，发现这类动作确实“好用”，因此造成了一种现象，就是不管运动员的天赋好坏、适不适合上这样的动作，一股脑地用“最靠谱”的方法上难度。这样上难度快、上的稳、教练有经验，这样上难度的运动员能够第一时间展现竞争力成为国家队教练最想要的半成品，那自然这样上难度是最吃香、最应该做的事情。
而现在，所有的教练都想多带人，把好苗子尽量集中在自己门下，这就意味着对于国家队来说，“因材施教”的条件并不具备。因材施教是需要资源的，包括时间、器材，而这些，国家现在给不了，也并没有能力去鼓励。
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是上周期湖南队的罗友涓。罗友涓出生于 2001 年，在奥运年后一年出生非常尴尬，这就意味着她能上奥运时就 19 岁了，如果是用柔韧的训练法，到 19 岁时就多积损了不少伤病，到奥运时，绝对不会是自己的最佳状态。而罗友涓本身属于相对壮硕、力量型的运动员，并不擅长柔韧性的动作，对这类运动员，国家队的教练组竟然没人能教、没人想教、没人敢教，虽然条件出众、力量不错，空翻能力强，但因为不是国家队教练喜爱的类型，最终生生进不去国家队，被晾在了省队里，然后国内比赛这类型运动员也各种压制，不能抢了国家队的风头，原本的一颗希望之星就这样光速陨落，甚至没有掀起一点浪花。
另如广东队的刘景行，出生年份和罗友涓一样尴尬。她的强项是高低杠和自由操，其中自由操拥有后直两周与团身旋，高低杠有蹬杠屈体特卡 +pak。但是刘景行的动作并不是国家所鼓励的，教练的相关经验也比较匮乏，广东队虽然在国家队的地位较高，但重点的资源都在刘婷婷、陈一乐、欧钰珊这样“走正常路线”的运动员身上。在 2018 年全锦赛上，刘景行虽然做出两串在国内较高难度的两周空翻（直二 + 团旋），但是自由操得分竟然队内垫底，甚至不如省队里难度只有 4.5 的梁绮峰，之后不管是国家队还是广东省队都很快放弃了刘景行与对应的难度路线，毕竟刘景行的两周空翻难度虽然在国内较高，但放在世界上还排不上号。
由于里约奥运会中国体操无金入帐，体操的领导为了完成 KPI，绝对不可能接受再次无金。为了完成自己的 KPI，考虑到现实的严峻，中国女子体操将几乎所有的赌注全部压在了平衡木上。而平衡木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体操四项中，最“平民化”，不吃天赋的一项运动。即使一个资质平平的运动员，通过马拉松训练，也能拉出一套相对不错的平衡木来。因此，如果全民赌平衡木，是最有可能为中国拿到金牌，解决领导 KPI 问题的办法。
但是，平衡木的教学，是最“费脚”的。我曾经与一位教练交流过，平衡木的教学整体比较耗人，如果运动员的基础一般，能力还没开发出来，底子打的不好，就进行马拉松式的平衡木训练，那运动员很容易累积脚伤。多次的脚伤产生的问题就是影响落木的木感，造成的结果就是虽然拥有理论难度很高的成套，但实际木上失误率很高，造成了越要想平衡木金牌，越拿不到平衡木金牌的现象（2021、2022 两届世锦赛，我国都带了多名平衡木好手，结果纷纷预赛或决赛失误，最终平衡木金牌两次被日本队用低难度的稳定套捡漏）。
可是，要让我国也用低难稳定套，行不行呢？显然是不行的。虽然低难度的稳定套很可能拥有一个较好的期望分数，但我国是希望用这一项来争夺金牌的。你难度不如别人，就永远受制于人，因为别人只要顺下来，你就毫无希望，我国肯定不希望将举国的希望都寄托在别人摔倒我们捡漏上，那么，马拉松平衡木就是我国仅有的办法，别无选择。
（所谓马拉松平衡木，有两层意思，一是平衡木成套上的动作非常多，一套平衡木有 15～20 个动作，用来刷连接加分，所以有马拉松成套之称。二是训练方式如同马拉松，将一个运动员大量甚至是接近全部的训练时间全部投入平衡木上，虽然运动员脚伤的风险在飞速累积，但可以快速提升夺金概率）
而在我国，一旦运动员脚伤严重到不能练平衡木，那我国也有办法，“脚伤正好练高低杠”就是我国体操届的一个经典名言。脚伤上不了平衡木难度，那岂不正好在高低杠上有所作为。因而，我朝在 2020 东京周期，练出了大量的平衡木好手 + 高低杠半吊子高手（有团体水平，但争金夺银非常困难到不可能）。而因为脚伤不擅长落地，导致我国运动员无论高低杠还是平衡木都罕有在下法上上难度的。在 2016 周期，上大赛的五名运动员平衡木成套都拥有后直 1080 下这个 F 组动作，而 2020 周期，平衡木上 C 组后直 720 下成为国家队标配，奥运会上跳马两个 DTY 皆尽失误，从回放来看，这两个动作空中都没有什么问题，但落地技术出现严重问题，运动员完全没有落地准备，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落地（特别是欧钰珊），于是双双出现坐地跪地失误。很明显，这是因为累积的脚伤，平时缺乏落地训练导致的原因。真正到了关键时候要“站”那么一下的时候，“站”不住了。
类似的，东京奥运会范忆琳高低杠决赛，杠上动作顺利完成，但是下法却站不住，很明显，也是因为落地准备不足，落地训练不够导致出现了关键性失误，如果她下法能站住，肯定能获得奖牌，大概率可以拿到银牌。
面对这个问题，目前看来，我国选择的办法，是依靠基数取胜。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国家反正有的是人，那一届大赛上，我们带上四五个平衡木高手。反正失误率就算再高，也总有两个能进决赛（理论上），然后决赛里两个，也总能顺一个吧（大概吧）。当然，也有“运气”特别不好的时候，比如 2021、2022 的体操世锦赛，2021 预赛 3 砸 2，决赛 1 砸 1，2022 年预赛 4 砸 3，决赛 1 砸 1.真碰上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回去总结，本届体操大赛成绩不佳的原因是运动员心理素质不行，失误率太高，理论上我们应该能够夺取金牌，可是失误了，下次要好好反思。用这种方法拼来了平衡木金牌，那就是欢天喜地我们打赢了翻身仗，万一没拼来，就是运动员赔钱辜负国家培养。这样的套路我们已经见了太多太多年，麻木了，也平静了。
而依赖柔韧性动作的另一个负面影响，就是不能多“拉套”。在国家队里，下套是不能太频繁的，否则运动员很容易拉废掉。相比之下，美国与罗马尼亚队则会经常性地拉成套。之前有采访中提到，罗马尼亚队保持稳定性的秘诀是，教练组会让所有人统一拉成套，所有的成套只要有一个人出现大失误，就所有人连坐重新拉套，只有所有人全部顺下才允许离开。所以罗马尼亚队才能在大赛上，保持惊人的团体稳定性。而这，显然在中国是做不到的，也不现实。成套的不熟练、累积的积损伤病、不能准确评估自己的身体状态，直观反映就是成套成功率的下降。我想，说到这里，读者应该能够明白，为什么中国队的名将“掉链指数”集中于 25%左右，这并不是运动员的问题，而是由训练方针、国家战略、动作选择、教练的能力等多种因素决定的。而团体大失误三次，注定会成为这种选择下的一种常态而非偶然。
像下面这张图，就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柔韧性训练过多导致累积伤病，最后 HOLD 不住成套而大崩盘的例子：
值得一提的，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平衡木金牌的管晨辰，有心人可能会注意到，她的成套，“恰好”是不沾“三毒”的。她的高低杠成套里没有并掏，没有扭臂转体（后期因为全力冲刺平衡木金牌，高低杠也不怎么练了），平衡木成套是中国少有的成套里没有结环跳的运动员。我相信，不沾三毒的成套，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管晨辰的身体损耗程度，即使在马拉松训练较突出的王群策徐惊雷组，也成功地“活”到了东京奥运会，并最终成功地获得了东京奥运会金牌（另外管晨辰的年纪也相对比较小，积损伤总归还是少一些）。
4.体操届的新风——力量型与柔韧性的对比
这时，可能就有很多读者发问了。既然我国是这样的，那国外，又会如何呢？
其实说来可笑，近几年一些先前的体操小国（如英国、巴西、意大利、法国等）之所以追求力量路线，其原因是……人少……
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他们并不像中国拥有基数的优势，不像中国可以从底层选拔，市队、省队、国家队这一层层地筛选出最合适的精英。这些国家每出一个体操天才，都是很宝贵的，自然是不能像中国这样肆意“折腾”。对于这些天才，想办法延长她们的运动生涯是这些国家仅有的办法。
在中国，一个天才被“祸祸”了不要紧，后面还有无数天才顶上来，这个天才练不动了，退役了，正好这个年龄赶着上大学，啥也不耽误。所以理论上，中国可以用柔韧性动作来缩短运动员的运动寿命，这样大家各取所需，该拿奖的拿奖，拿完奖迅速退役去上大学，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是，国外不行，你一个天才运动员一旦退役，对国家来说就是人才断档，竞争力大打折扣。只有延长这些运动员的竞技寿命，保证她们退役后还能有新一代运动员接上，才是他们的当务之急。
所以，对这些国家来说，体操以前是“玩不起”的。想玩，就必须想办法走一条出路。好在，对他们来说，没有成绩压力，有奖牌是惊喜，没奖牌也不扣 KPI，所以人家可以慢慢地研究，一年不行就五年，五年不行就十年，上面也没有领导催着你，国家也不指望靠着你这块金牌来竞争奥运金牌榜。所以，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而到现在，这条路，终于被这些小国给慢慢摸索了出来。
简单说，这一条路子就是，在体操的成套中，尽量少地使用柔韧性动作，而主要依靠运动员身体的力量，包括弹跳、转速、爆发力等来上难度，减少运动员的积损伤。优先保证跳马、自由操的难度与完成质量（因为这两项是相对最稳定的，只要技术掌握了，失误率很低，特别是跳马），来保证自己的基本盘，高低杠依赖飞行动作与连接拉长串，刷出的难度并不比用扭臂转体更低，甚至上限还更高（缺点在于，门槛也更高了，下限较低），最后在稳定基本盘的情况下，辅助练习平衡木，这样练出的平衡木尽量精简木上动作，如有可能采用高难度下法，成套难度虽然不是一骑绝尘但也不算低，失误率大大减少可以保证一个基本的高分，在力量充足的情况下动作的完成度也较为可控，在不指望平衡木拉分的前提下也可以随时删减拿出“缩水”成套应付小比赛。这个套路近几年来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像 biles、巴西的安卓、意大利的 villa、d’amato 姐妹、英国的小 downie、gardirova 姐妹等均是这个套路。而这样的套路可以保证运动员最小化的积损伤，邱索维金娜就是这样的代表，她快比到 50 岁了吧……
相比起柔韧型成套，力量型套路拥有以下几个显著优势：
（1）运动员的运动寿命可以大幅度延长，运动员敢“拉套”，这里不再赘述了。
（2）力量型套路的“不足值”动作较少，成套的难度相对比较稳定不容易大起大落，命运容易控制在自己手里，具体参考：李龙：围绕不足值动作背后的体操搏弈——是谁偷掉了你的难度分？
（3）力量型套路相对更容易进行体操商业化，毕竟大空翻相比拉筋更容易吸晴，也更愿意有家长愿意送孩子去学，柔韧性的对练体操的人来说平时可能比较疼，并不算太友好。
（4）力量型套路的上限较高，相比大量的柔韧性动作封顶 E 组而言，力量型动作不乏 FGHI 组别的动作，只要能力无限强的话天空才是极限，但柔韧性动作当前的难度已经基本封顶，未来也很难看到重大突破的可能。
（5）运动员的选材不至于受限于年龄和发育关。我国的柔韧性动作为主的训练方式，导致了运动员几乎必须选材为奥运年或奥运前一年出生的运动员，否则 18、19 岁的运动员上奥运的话必然不在其最佳年龄状态，而运动员的发育关更是中国体操女队的“鬼门关”，有无数运动员的竞争力在发育关后纷纷陨落，不少运动员在发育关后再也无法上难度特别是高低杠。而力量型套路则对发育关非常友好，女运动员的力量在 21、22 岁左右才达到高峰，不少欧美运动员在这个时候才开始猛加自己的高低杠难度，并一直保有持续上难度的可能。
即使力量型套路拥有诸多的优势，但是，它也有着它的问题。或者说，相比起柔韧性套路，力量型套路会有几个难关更难解决，要经受的考验也更多。
其一，是超负荷的问题。
你让一个能力值为 100 的运动员，去完成一个能力值需求为 90 的成套。如果这个成套是力量型的，那么，很可能你一点问题都不会有。如果这个成套是柔韧型的，那它可能在你身体里累积一些积损伤。当然，累积的量肯定不大。
但是，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如果让一个能力值为 100 的运动员，去完成一个能力值需求为 110 的成套呢？
很多人只看到了力量型运动员外表的光鲜，但是，力量型运动员的代表安德雷德（巴西安卓），运动生涯经历了三次 ACL（前十字韧带撕裂），这，就是超负荷的影响。
对于一个力量型运动员，如果让她完成一个她能力范围之外的动作，很可能，她就很顺利地“站住”了。但是，也很有可能，像下面这张图一样：
换句话说，对一个力量型运动员来说，一旦不科学地上难度，那么将非常容易遭到毁灭性的伤病。而这个代码，是很多力量型的运动员无法承受的。
而且这些伤病，有时又特别的刺眼，很容易弄一个大新闻出来（像上面那张图，还有 2018 年美国杯毛艺骨折、2011 年美国国内选拔赛 bross 骨折，包括桑兰、穆希娜残废等），而这此新闻，又对体操的外行与学习者来说，极为“劝退”。
那有人说，我只做我能力范围内的动作不就可以了么？然而，这是不现实的，一方面，这需要教练非常高的素质与丰富的经验。另外，这可是竞技体操啊。
体操的竞技性，就是对力量型体操的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因为你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在 100 的能力下做 90 的动作。很多时候，有的运动员发现，自己只要做到 110，就有争夺金牌的希望，代价是要冒一定的风险。你说，这个运动员会不会做呢？
那另一个运动员，看到别人做到了 110，那她，是不是就会冒着风险去挑战下 120 呢？
有人挑战了 120，你说，一定能保证有人不会挑战 130 么？
因此，内卷的时代，到来了。
鼓励力量型动作，势必会造成大范围的内卷。2016 周期，许多国家抨击大家纷纷追求难度，带来了运动员大面积的伤病，这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超能力上难度这个事情，你约束不住，而只要超能力上难度，就会有大范围的伤病风险。而最后，很可能会带来毁灭性伤病。就像加班一样，你想着大家都六点下班，但偏偏有工贼就会八点下班，然后有人就九点下班，然后有人十点下班，大家疯狂内卷，最后带入的就是全员加班的年代，只要不加班的，就没有竞争力了，体操，也是这样的。
相比之下，柔韧性的体操，在这方面就表现的比较友好。一个运动员超能力上柔韧性的难度，代价，是将原来的“有点疼”变成“比较疼”，但是还能 HOLD 住，代价就是积损伤更重一点与职业生涯缩短换取短期竞争力。等到伤的实在是做不出动作了，也就自然而然退役了，很少出现什么断腿 ACL 之类的毁灭性伤病，相当于内卷，是可控的。
其二，力量型成套的鼓励，在当前的形势下，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规则变动的阻力。因为力量型成套的主观空间相对比较小，能够被裁判影响的部分较少，因而其实对这个项目的执行者（比如国际体联 FIG，中国的体操中心）来说，主观空间的减少，意味着“油水”的减少，意味着他们更难将奖牌发到自己想要发到的人手中。而这，会动不少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链，这就意味着这个变革注定会反复而漫长。比如，这个周期，FIG 又开始出台艺术扣分的重点扣分项目，对一些不擅长跳舞的运动员（经典代表如美国队的 jade carey，其成套拥有多个 I/H/G 组的大空翻，人们称为空翻机器人）的艺术扣分可以扣到 0.6 甚至更多，很明显，就是希望放大判定时的主观空间，让裁判与利益团体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所以，在国内，力量型的成套，也经常被打压。如上文所述，像罗友涓、刘景行、贾芳芳等人的成套国内待遇并不友好，一些尝试练习力量型成套最终能搬出半成品的运动员，如朱云琼、刘杰瑜、赵佳怡、岳悦等人，国内得分也是颇为惨淡。（原因见下面第三点）
其三，力量型成套在空翻姿态的控制、艺术表现力、转体精度等地方，现行规则下也确实面临着较为容易命中的扣分点，利用力量型动作冲难度的过程中，很可能也面临着 D 分增加而 E 分减少的尴尬。这些，都是力量型成套必须面对的阵痛与问题。
这个就是我之前提到的“谷底效应”，在力量型成套这里表现的非常明显。如果规则鼓励力量型成套，这个谷底效应并不明显，但现行的规则加重了相应的扣分，这就变成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很明显，在一个后团两周升级到后团两周加转 360（即团旋）的过程中，运动员很可能出现分腿、勾脚、LC 等问题，也就是说，你涨了 0.1 的难度分，结果你 E 分又倒扣了 0.3 回去。前几个周期对这样的上难度是鼓励的，但 FIG 历经多次换届，现在已经开始严抓。这意味着什么呢？
眼见的，力量型成套的上限非常高，高到离谱。但是，你怎么达到这个上限呢？没有路可走。
你进一步，就得退三步，你的得分能力和你付出的时间并不是呈正相关，而是有一个明显的“谷底”，很可能出现辛辛苦苦练一个动作，结果得分能力还倒退了的现象。你能望得见上限，但你根本不知道怎么达到这个上限，这点极为痛苦和折磨。
所以，力量型运动员，非常容易陷进一个瓶颈能力上不来，最后被这个谷底活活困死。甚至你多做了空翻赚了 D 分，最后因为体力不足在边角大喘气，E 分又扣了回去，这，就让人非常尴尬了。
总的来说，力量型的运动员和成套，考验的更多的是“科学”。是否能从失败的成套不断总结经验、能够归纳出科学的训练方式、能够很好地建模、疏理运动员的动作、把握运动员营养，控制体重与力量的平衡，这些将决定运动员的竞争力。越科学，力量型运动员的竞争力就越强，越是“乱搞”，运动员的得分能力与防伤能力就越是不堪入目。而“科学”，注定需要大量的投入、前期的准备、不断的实验，在急功近利的情况下想走一条科学的道路，难度颇高。
而柔韧性的运动员和成套，考验的更多的“精神”。一个运动员能否忍受拉柔韧的痛苦，能够接受教练的“PUA”，能够在各种鸡汤的鼓励下“轻伤不下火线”，能够在加量训练的前提下“不捣乱”、“不作”，将直接决定运动员的成败。相比之下，教练本身的能力反而不太拉得开差距，更加擅长控制运动员、管理运动员的教练也相对显得更加容易出成绩。在当前的情况下，这条道路也许更加拟合中国的国情。
5.中国女队的现状与出路
所以，很明显，中国女队本次世锦赛获得团体第六名，并不是偶然，而是可以提早预见的。女队依赖柔韧性动作，多年坐吃老本，而这几年间各小国积累力量型成套的经验，慢慢摸索出道路，最后难度与中国队已经非常接近。而同比力量型与柔韧性成套，中国队表现出更高的失误率，最后，团体决赛比的一团稀烂，利物浦失利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的问题是，KPI 压力下，中国女队很难找到自己的出路。如果积累力量型经验，首先国内的形势非常不友好，无法鼓励这一类运动员，教练的经验也不足，很难重头来过。各省队也不可能把自己的重点队员去进行“歪门邪道”的训练去当试验田。但是如果死抱着“三毒”动作的训练经验不放，可以预见的路越走越窄，短期内可能还保有竞争力，时间长跳自的亏空注定越来越大，在其他国家已经发现“新大陆”的时候，还不及时走出来，那最终的结果，想必也是可以预见的。
所以这个问题，我有办法吗？没有。我不可能让总局取消对中国体操金牌的要求去练内功，也不可能打破现行的利益链，不只是我，我想几乎任何人面对这个局都是难以有解的。当然，继续在柔韧性体操这一条路上探索尝试行不行呢？或许也是一种解，但是明眼能见到这条路的上限不高，能取得多高的成就，就看教练与医疗技术能否取得进一步突破吧。或许，擅长医治这种劳损性疾病的中医，可以在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这里说一个段子吧。在体操迷群体里，王群策教练的足疗是非常出名的。他经常给运动员进行足疗治疗脚伤，但是王组手下的运动员脚伤依然非常严重。不过，我个人更倾向于，足疗很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马拉松练平衡木的积损伤，如果没有足疗，这些运动员，说不定脚伤会恶化的更快呢？在这方面，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努力一下，进行一些技术突破与创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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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我之前的知乎专栏有比较完整的分析，较难三言两语以蔽之。以下是这些文章的传送门：
李龙：“吃球教主”杜思雨诞生记——举国体制金牌战略的逆行者
李龙：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中国体操省队间的激烈博弈小谈
李龙：是谁想让体操“中医化”——隐藏于体操界的那只“幕后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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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龙：围绕不足值动作背后的体操搏弈——是谁偷掉了你的难度分？
李龙：盘点近几年中国体操队因为不了解规则犯下的“低级”错误
李龙：急功近利的反噬之苦——冥冥之中的天道轮回？
李龙：虎狼环伺——中国女子体操即将面临重大挑战
李龙：釜底抽薪——谈谈国家队、省队、苗子间的爱恨情仇
李龙：从亚运体操名单变更谈谈中国体操界怪现状
李龙：二十年目赌之怪现状——论某重点中学的没落史
李龙：体操王国的光速陨落史——罗马尼亚女队的血泪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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